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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莹守身为大——直面改革的经济学家董辅礽-武大经管

守身为大——直面改革的经济学家董辅礽-武大经管

编者按
他是群星璀璨的中国经济学界中德高望重、备受推崇的伟大贤者,是“中国经济成长论”的杰出代表 金东贤,又是第一个提出改革我国国有企业体制问题的经济学家。他是“温州模式”的支持者。他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他是武汉大学杰出校友,他曾担任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武汉大学杰出校友陈东升、田源、毛振华、艾路明等都是他的优秀学生。
7月30日是先生逝世13周年忌日,斯人远去郭燕娟,风范永存。薪尽火传,光焰不熄。缅怀先贤,愿先生的风范和光焰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董辅礽,浙江宁波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27年出生,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57年获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硕士、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1989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2004年7月30日去世,享年77岁。
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开拓性贡献。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是他所有制改革理论研究的逻辑延伸,其中有两个著名观点:发展论,婴儿论。主要着作有《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理论问题》、《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和《中国经济纵横谈》等。1984年获首届孙治方经济学奖。

勤奋好学,追求真理
1927年7月26日,董辅礽出生在浙江宁波。董辅礽的祖父是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万家桥人。他出生在宁波市江北区新马路的外婆家。父亲董浚敏曾在上海求学,毕业后,做过英文秘书、中学教师,后来就职于宁波人虞洽卿开办的“三北轮船公司”。 他的母亲赵影是宁波城里的一位大小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董辅礽幸运地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新派又不失中国传统美德的家庭里。
▲2岁的董辅礽和姐姐、父母在一起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年,11岁的董辅礽和家人一起开始了逃难生活,先逃到四川宜宾,后来在重庆安顿下来。期间,董辅礽进入重庆西郊永川国立十六中学就读。
1946年夏天,董辅礽报考了当时中国第一流大学——刚刚从乐山迁回珞珈山的武汉大学。董辅礽报考武汉大学那年,竞争十分激烈。报考法学院经济系共有二三千名学生,录取名额只有60名,董辅礽凭自己扎实的基础,过关斩将,从中脱颖而出唐以菲。
在武汉大学,他有幸遇到了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哈佛三剑客之一、时任系主任的张培刚教授,并成为张先生留美归来后所教的首批学生之一。良好的天赋、良师的教诲和自身的勤勉, 使董辅礽为今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经济学的相关课程,董辅礽还积极涉猎多门学科,常去其他系里“蹭课”。不论是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欧美文学,还是日语、法语,只要一有时间,他都努力去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考试成绩列法学院三个系的第一名,并成为法学院唯一获得当时院级奖学金——四明银行奖学金的学生。
40年后,他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辅礽选集》的序中写道:“至今我都感谢张培刚、杨端六、刘秉麟 、李剑农、戴铭馔、周新民等老师的教诲。那些经济学以外的课程,包括我在外系旁听的一些课程,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
与此同时,在校期间,董辅礽还参加了一个“求真读书会”的组织,在这里,他读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回忆说:“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读得不多,更不系统,但终归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学步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对我来说同时也是决定日后人生道路的第一步,所以是重要的一步,也是值得怀念的一步。”
1948年,董辅礽参加了中共在武汉大学的秘密外围组织 “武大地下学联工作组”。 他以极大的热情印刷宣传品、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随后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和旨在护校的“安全互助团”袖狗,开展反迫害、反破坏、反迁移斗争。由于工作出色,武汉解放前夕,1949年5月9日,当时还不满22岁的董辅礽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留学苏联,才识初显
解放后,董辅礽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毕业后,徐莹他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1952年,董辅礽被保送去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 该学院是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府,拥有当时苏联国内一流的学者和专家。董辅礽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列也夫,另一位导师图列茨基,也是苏联研究价格和国民经济平衡的权威。
▲董辅礽留学前苏联时期(1953年-1957年)的留影
留学的最初两年,学校为研究生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哲学、俄语等多门课程,董辅礽得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学习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和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学习了如何进行经济学问题研究,这为他日后在经济学道路上继续攀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历时两年的理论学习结束后,董辅礽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论文写作工作。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这篇长达20万字的论文获得了导师的好评,被誉为“分析精深、新颖独到”,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57年,董辅礽在苏联顺利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回国后,董辅礽被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任教,2个月后,他接受母校的邀请,回到武汉大学任教。
▲1957年,董辅礽结婚照
1959年2月,董辅礽又被调离武汉大学,来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孙冶方的助手。这一调动,使董辅礽在中科院一呆就是40多年,并成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到经济研究所不久,董辅礽被任命为国民经济平衡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坚白。同年,董辅礽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苏联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出版。

董氏模型 声名远扬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那段时间里,董辅礽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系统研究了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问题,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其中,最有国际影响的理论贡献当属他的经济增长论再世人生。
经济增长论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又称董氏再生产模型)、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和国民收入理论。尤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董氏再生产模型”最为著名邓永佳。该模型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表式,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一些优点,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平衡表,是当今世界和我国流行的许多再生产模型中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一种。文章在1962年发表后雷有辉,当时日本命馆大学立即在校刊上全文译载,后来这篇论文又被收录在法国的一本论文集中。若干年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林至文在英国期刊上载文评述“董氏模型”李惠媛,认为它比另一些也很著名的模型“更加雄心勃勃”;国际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也认为,“董氏模型”远远超过苏联迄今为止的其他模型。
实际上,早在1959年,董辅礽的论文《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索》发表后,他就被日本学者山名正孝称为是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称赞这篇文章“向理论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率’和‘生产构成的比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山名正孝是第一位称董辅礽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的人,从此以后,这一称呼就渐渐传播开来野蛮金刚,并被国内外公认。

“两个分开” 石破天惊
从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直至十年内乱结束,整整12年,董辅礽被迫停笔缄口,没有发表任何学术文章。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并对荒谬岁月里生产力水平下降、体制僵化产生的恶果进行了深刻反思。
粉碎“四人帮”后李蔚语,董辅礽终于盼来了云开雾散的这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次民主选举会上,他被选为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挑起了业务行政的领导工作。1978年,社科院任命许涤新为经济所所长,董辅礽为副所长。董辅礽重新拿起了久违的笔,为经济学界解放思想呐喊,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奔走呼号。
1978年9月,社科院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邀请董辅礽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董辅礽大胆提出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邪皇傻后,实现政社分离。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开”。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尚是一个理论禁区。况且在长期“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两个分开”的观点,是对所有制结构直接发起“攻击”,这无疑大大超出了时代的承受力,是“石破天惊”之举,以至于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一位老先生找到他说:“老董,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
但董辅礽没有顾忌这些,他不仅当众讲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并在1979年第一期《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一文。该文指出:传统的国家所有制有四大弊端:一是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难以实行独立自主经营;二是国家行政组织直接指挥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政代企,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三是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只对上级机构负责,往往不关心行政指令的经济合理性;四是企业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劳动者不能从经济利益上关心本企业的经营状况。
30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再来看董辅礽的这些观点,我们不得不敬佩他的勇气和洞见。198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企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1984年10月公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深化所有制改革,推进国企发展的改革进程更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金元萱

慧眼识金,敢为人先
在对我国经济结构中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提出改革方案后,董辅礽又提出了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董氏八宝饭”理论。
1985年5月,董辅礽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或者说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他用“八宝饭”作比喻,向同事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像一盘八宝饭,公有制经济就像其中的糯米,红枣、莲子等就像非公有制经济。没有糯米不成其为八宝饭,没有红枣、莲子等也不成其为八宝饭。同理,没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就不成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理论,被称为“董氏八宝饭理论”。
董辅礽不仅只是作理论方面的探索,而且十分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用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来验证自己提出的理论。就在“董氏八宝饭理论”提出的同时,经济发展领域出现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或称温台模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化”而遭到极力排斥和压制。
董辅礽亲自带领一批人到温州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考察,他看到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温州模式”,使温州摆脱了由于历史、交通、地理、资源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势而造成的贫困落后的面貌,国民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商品经济繁荣,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村开始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城市建设进程加快。
为此,董辅礽发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 一文,称赞温州模式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选择的路子”。这是经济学界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的论著之一。
199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社会主 义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 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被写进了宪法。人们不禁想到了董辅礽2 0年前就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想到了10多年前董辅礽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八宝饭理论”。实践又一次证明了董辅礽的理论探索是经得起检验的 。

参政议政 劳苦功高
1988至1998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董辅礽先后担任第七届和第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参政、议政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主持起草了《期货交易法》,后又具体分管《证券法》起草的后续工作。《证券法》作为既规范证券发行又规范证券交易的母法,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育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他还主持讨论、审定了《破产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外汇法》等法案,并代表人民利益,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这两个工作岗位上狂扁小豆丁,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参政、议政的同时,董辅礽依旧进行理论研究和探索天赐凯尔。他积极倡导市场经济的指导作用,早在1989年1月,在《经济形势、发展战略与改革目标》一文中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化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说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园城寺怜。他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理解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韩王成。”因此“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是实现社会公平,市场经济通过市场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以达到高的经济效率。”1997年,他又撰写了《公有制与股份制》的论文,提出了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的概念,即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公众所有制的财产归所有成员所有,但所有成员又分别是共有财产中某个具体份额的所有者。共同所有制单位的财产是单位成员共同所有的集体财产,同时又是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财产。此外,他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消费经济、证券市场、宏观经济分析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巨大的影响。

守身为大 仁者风范
1946年,董辅礽报考武汉大学经济系时的作文试题是《守身为大说》,从此,守身为大即成为了他一生信守的格言。董辅礽一生学贯中西,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先生的一生就是严于律己,守身为大,怀着对祖国深深的爱、对人民浓浓的情,把自己的毕生的智慧和努力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体现了中华民族历经千年以来生生不息的仁者风范和天地正气。
他是武汉大学杰出校友,对武汉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十分关心。他曾担任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武汉大学杰出校友中,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九二派企业家代表人物陈东升;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创始人、亚布力论坛开创者、著名经济学家田源;武大校董、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武汉市新洪村村长兼党支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艾路明等,都是董辅礽先生的学生。女儿董欣年现为杜克大学生物学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女婿王小凡为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药理学与癌生物学系终身讲席教授,夫妻二人均为武汉大学杰出校友。
▲陈东升校友与导师董辅礽合影
先生本身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在去美国治病前,离开医院最后一次回到家,他四处看着、摸摸,出门前留恋的说:“多么温馨的家啊!”身患癌症晚期依然保持乐观顽强的意志,赴美就医期间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惠贵人,勇敢参加临床试验。他宁静告别世界时对生命的无限渴望和顽强的与癌症抗争的意志,也构成了一生最后一道美丽的风景。
董辅礽生前这样评价自己:“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如果有,那不过是工作努力罢了,再就是注重独立思考,努力做到不随波逐流我是傀儡皇帝,不说违心的话。由于各方面变革太快,要追上形势,不至于落伍,我只能努力赶上去刳屋敷剑八。”
在面对未来茫然无知时,追忆先哲承接传统,往往能为我们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从而为解决未来的问题提供方向性的战略思路,这对于思想的演进和学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和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成立就是光大先生风范、续接先哲传统和开启时代未来的一种有效的方式。我成为武大董辅礽经济社会研究院的第一届学生,是一种荣誉、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责任、一种鞭策。
斯人远去,风范永存。薪尽火传,光焰不熄。愿先生的风范和光焰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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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 武大浙江校友会)
——武大经管——
编辑:严寒冰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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